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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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

平安中叶之后，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更进一步干涉政治。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德川家康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

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排斥佛教。日本佛教来自唐朝，此时佛教已经深受老庄影响，也没有执政经验，因此看起来没有西方宗教那样张牙舞爪（宗教主导的时期被自由派称为‘黑暗中世纪’）。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不要对这个看得太重，这只是士族渴望得到世袭特权的一个幻想。

再往后发展，神学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晋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鬼神，只推崇祖先。人类的文明，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和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虽然东晋后，佛教首先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极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玄学衰落下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看到这里就知道了，为什么精明的大富豪老是被假牛鼻子老道骗得晕头转向。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由于人的背景、教育、学问和机遇的不同，只强调自由，一定会产生‘不公平’。那么如何让落后的人安心于这种不公，宗教的社会观起到了作用。

西方的自由派一定要借助神学社会观，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今天个人主义者最高级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世界观仍然不能指导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能‘物竞天择’，那不是又回到‘野兽’时代了吗？

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国会曾经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是否解放黑奴。记者们蜂拥而至，议员们在进入会场前，慷慨激昂的痛批黑奴制，废除黑奴制好似义不容辞。可是最后结果一出来，却让记者们傻了眼。解放黑奴的议案竟然被议员们否决了。议员们进场前的‘义薄云天’未必是假装的，但是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有的议员家族可能当场倾家荡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比如南方的庄园主家里，一下几千个奴隶没了，要庄园主亲自去上万亩田地里摘棉花吗）

自由派哲学世界观发展的最高级，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和人类的社会观相抵触，在人类群体或组织内部是讲团结，讲配合的。因此自由派哲学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西方没有可行的唯物社会观）

托马斯·霍布斯（Tas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终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英法德全有了，怎么不提美国。因为孟德斯鸠死的时候，美国还在娘胎里。不过，美国从英国闹独立的时候，请来了法国的大启蒙者潘恩，他是在启蒙者中最极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当然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闹腾独立时把潘恩当孔子供着；后来独立了需要和平发展，由于潘恩不肯妥协，竟把潘恩刺杀了。

西方个人主义和宗教第二次媾和当中，康德起到了王弼的作用。康德闭关十年，三大批判横空出世，光耀千秋。可是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则是讲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实践理性具有某种行动能力和功能，它能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继而使人达到自由。这其实就是认可了人的社会性，人性要服从一定的社会观。

康德被认为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收官者。他的确为启蒙运动收了官。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在承认自然科学的情况下，不否认基督的存在。和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还是世界的一部分，即宗教出于自然。

不得不说伟大的康德在这点上做了江湖骗子。即使很多西方学者也被他搞糊涂了。诗人海涅有个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

‘第一批判砍了上帝的头，第二批判却魔术师搬得又把上帝复活了。’

康德的心声说出了他的无奈，在《实践理性批判》他说，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西方成熟的社会道德只有神教，个人主义者甩不开它。（笔者在整片文章中极少用这个‘它’字，为了表示对宠物的尊重，对畜生也用‘他’字）

可见，最终启蒙派还是与宗教妥协了。当然在媾和的过程中，宗教也作出极大地妥协、改善。1962年教皇宣布不再把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教徒，就是一种妥协。到处喊着‘宇宙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被教皇烧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再有谁向教皇说‘宇宙围着太阳转’。教皇会说：“无知的可怜孩子，太阳围着银河转。”

自由社会不是不要道德和公正，而是自由排在第一首要的位置，他还是要道德和公正的。只是自由和公平有冲突时，一般由“公平”来作出一点牺牲。

可是自由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人从一出生到死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自由不是人性的本质，自由是人的需求。人只有在团体中相互妥协，合作才能拥有现实中的一定的自由。

自由一直是被个人主义者所秉承的，光靠这一理念斗不过宗教。西方在启蒙运动中，从东方儒学中引入‘公平’理念，才被更多的贫苦大众所拥护，迫使宗教做出更大妥协。在第二次媾和中占据了主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伏尔泰的书房里挂毅着孔子像他在各种著作中不断地宣传孔子和自己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成了名副其实的“孔子弟子被一些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西方启蒙运动的成功之处是引入了公平，而这个理念衍生于儒学的“义”。义既不属于个人主义更不属于宗教，因此西方只是把它山寨化。

今天女皇、天皇的存在，只剩下一个社会意义－－－社会是不公平的，您必须承受。

到1950年代，在美国的公交车上还，有黑人不给白人让座而被判刑的事例，1960年代，还有白人嫁给黑人而被判刑的事例。1961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著，开创了西方商业社会自由经济的新模式；1970年的《正义论》确定了新的西方社会观。1964年美国黑人才得到完全的选举权。

西方今天的社会模式是－－－－－－个人主义媾和宗教兼顾公正。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都把社会哲学称为第一哲学，地位在自然哲学之上。没有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昌盛。没有正视“实事求是”就没有祖国的复兴。

今天的儒学，在仁、义之中，只是缺少了一份对自由的包容。

痴人疯话，不笑不足以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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