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5章 唐代象棋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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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棋中，活棋与围空相互依托，活棋即是实地，即使生于一方，老于一方，我的总是我的，天之所存，道之所存，两眼俱在，则可自斟自吟。无论飞之轻扬，尖之灵秀，跳之捷达，连之坚实，都是就相互关系而言，而棋子本身方趾圆颅，无富无贵，众生平等，各子皆然。

因而象棋为儒，儒中隐法；围棋为道，道中含佛。地位与关系竟然诞生了形式的表徵。象棋下子由盛及衰，越杀越少。各棋子都无绝对的安全，身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杀一个保本，杀两个赚一个，所以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终于浪淘尽。因而象棋是九曲回肠，沟壑连连，我们于长逝不息的流水中，却能听出自古兵戈之声，遍野哀鸣之唳。

围棋下子从无到有，越摆越多。围棋的每一粒子必有一定的气数，一旦有根有眼，则天地万物与我长在，所以行棋则力避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围棋乃千重岭树，峰章绵绵，在万古屹立的山岳后，我们似可发现衰草连天际，风吹见牛羊。因而象棋讲究的是破坏的能耐，服膺的是乱世的枭雄；围棋积虑于建设的艺术，呼唤的是治世的能臣。形式的表徵终于抵达了意义的内蕴。

象棋常以奇兵致胜，刹那间呈现化学反应，一环环相生相剋之后，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围棋常是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仿佛物理现象的绍续，一笔笔添朱施翠后，云销雨霽，彩彻通明。象棋是铁砂掌，截拳道，锁喉枪；围棋是太极推手，铁布衫，一指禪。象棋重情，捨生忘死，但为君故；围棋尚志，上下四方，惟求驰骋。象棋喻利，围棋喻义，象棋是走兽的奔逐，围棋是飞鸟的高蹈。

象棋喻示人生的短暂，围棋象徵自然的无穷。象棋使人专精，围棋使人务博；围棋成事，象棋做人。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迭迭山。于是，人生百年，处于围棋与象棋之间。

象棋运动参与人数之多、流传地域之广、浸透社会层面之全，以及精神内涵之博大深厚，皆令其他式样的文化活动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人无论男女老少，地无论城乡厅幽，无不为其魅力所感染、所陶冶，尊之为国粹瑰宝，实乃当之无愧。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厚聚，方能喷薄而发；源远，方能流域而广。象棋运动深入社会生活，形成如今的规模、气势，自有雄浑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

上溯到北周，就有许多文学、戏剧作品描绘象棋运动。并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的太子朱高炽（明仁宗）见两个小太监在宫中对弈，遂命进士曾棨以诗咏之。曾棨略加思索，当即吟咏出七律一首：“两军对敌立双营，坐运神机决死生。千里封疆驰铁马，一川波浪动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汉将旌旗逼楚城。兴尽计穷征战罢，松阴花影满棋枰”。这首写于十四世纪初叶的诗篇，被后世誉为吟诵象棋运动的代表作，诗的神韵鲜明地揭示了在中华民族辉煌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楚汉之战和象棋的血肉之缘。与此同时或在此前面世的象棋谱《百变象棋谱》（1532年重刊，初刊的时间相传为元代至治二年，即公元1322年）、《梦人神机》（约刊于十三世纪中叶）等书所标明的象棋制艺中，也明确地标出了“河界”或“楚河汉界”，以及分为黑、红双方对垒。

1972年，在江西安义县出土了一幅完整的宋代铜质象棋，三十二枚棋子的正面是阳文楷书各自的名目、背面则为各自的象形图案；另外，在黄河以北的鹤壁集窑址也出土了宋代制作的瓷质象棋；1964年，在福建泉州湾打捞的宋代沉船中，则发现了色分黑、红的木质象棋子。象棋制艺成型约在唐末至宋初，成型之前流传于各地的棋式异同参差。不同的如：有的棋盘有“河界”，有的没有；有的在棋盘的方格内置子，有的在纵横线的交叉点上置子（其实，方格也可以看作是粗线的交叉点）；至于棋子的名目和两方棋子的颜色则基本相同，已有“将、士、象、车、马、兵”和分黑、红二色。那时，不叫做象棋，而称之为“象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曾写下十分生动的诗句予以吟赞：“兵冲象戏车”；再早，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撰写《象经》一卷，记述象戏的著法；可见，象棋制艺成型之前，已以不同的姿态融入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人们有理由认定：尽管“象棋”一语最早见之于《楚辞》和《国策》；尽管传说象戏来自黄帝的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黄帝驱蠢兽为阵，象之雄也，故戏兵而以象戏名之”（宋、晁无咎）；尽管在广大地区流传时不同地域有过不同的式样，但，两军立营，相持对垒，中隔“楚河汉界”，棋子命名“将、士、象、车、马、兵（卒）”，色分黑、红而战，战局中“斗智不斗力”、通力擒“将帅”等等，莫不植入楚汉之战的文化底蕴，而与中华民族划时代的发展——奠基汉王朝，在历史、地理、人文形态诸方面处处吻合。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刘邦引兵东向，出函谷关；三月，与诸侯会盟洛阳，集56万人马伐楚，乘楚霸王项羽率兵征齐而后方空虚之机，一举攻下楚都彭城（今徐州）。项羽闻讯，立即回师，在灵壁（今安徽）一带与汉军展开激战。是役，汉兵大败，溃不成军，刘邦仅得数十骑卫护而逃出重围。五月，到荥阳招集残部，又会合萧何从关中送来的人马，兵势重振。从此，楚、汉在荥阳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拉锯战——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反复争夺。在此期间，形成了一段极为特殊的战争景象：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十月，“复取成皋（今荥阳市汜水镇），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史记?项羽本纪》）。也就是说，楚据东广武城，汉据西广武城，中间隔着广武涧（古运河鸿沟经广武山连接黄河的一段）相持。当时的形势是“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汉王、项羽临广武涧……”（《史记?项羽本纪》），在空前残酷、激烈的争战中势均力敌，谁也无法逾越鸿沟一步。形势促使双方相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史记》）。历史就这样使鸿沟成了“楚河汉界”，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中分天下”（中分即从中划分），那象棋的棋盘不正是吗？进一步联系到象棋的棋制，历史也在告诉后世：黑、红两军隔河界相持立营，严阵对垒，以及擒“将”制胜，并非来自人们的凭空想象，而是植根于中华民族开拓进取、蓬勃发展中一幕极为壮烈、极为震撼人心、极富理念价值、极具深远影响的史实。

唐代大诗人李白为此而挥笔写了《登广武古战场怀古》，热情洋溢地赞颂：“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飞蓬。项王气盖世，紫电明双瞳。呼吸八千兵，横行起江东。赤精斩白帝，叱咤入关中……伊昔师广武，连兵决雌雄。……”

大文学家韩愈也登临广武山，以哲理般的绝句《鸿沟有感》来表达自己的万分感慨：“相持未定各为君，秦政山河此地分。力尽乌江千载后，古沟芳草起寒云。”

本来，鸿沟是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取灌溉舟楫之利而开凿的。魏惠王十年（前360年）修筑鸿沟，引黄河水济圃田；以后又逐渐延长，贯通济水、汴水至汴梁（今，开封）东，折而向南，经由通许等联通睢水、颖水诸河，直达淮河。这条古运河总长近千里，基本上是北南走向，稍偏东斜。两千多年以来，它的下游多被淤没；原引黄河水的“沟口”则为向南滚动的黄河所冲浸泯失；仅仅剩下的一小段河道——东、西广武城之间的广武涧，早在唐代已是“古沟芳草起寒云”干涸见底野草丛生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干涸的深沟却因“秦政山河此地分”载入了光辉的史册而形成无比珍贵的人文资源。作为“楚河汉界”的鸿沟，不仅留在荥阳这座“东方名郡”，留在中华历史的灿烂进程中，而且也留在象棋的棋盘上，随着象棋制艺的传播更加锲入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

象棋的棋子分黑、红二色对垒，而不是像围棋那样区分以黑、白子，或者别种颜色，实在是历史的模拟和那段特殊的战争景色在游艺中的再现。也就是说，棋盘上黑、红隔“河界”针锋相对地排列，实质上是楚、汉两军隔鸿沟对垒的模拟和以游戏形式的再现。因为，黑、红二色的对立，源有所本，自有来历。我们知道，秦崇黑色，“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民曰‘黔’”（《史记?秦始皇本记》）。项羽年轻时，适秦始皇出巡会稽，见士卒前呼后拥，旌旗招展，宛如一条黑龙，不胜羡慕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后来（前209年）会稽郡郡守殷通欲响应陈胜、吴广起义而发兵，项羽的叔父项梁趁机杀殷通而夺其兵权。接着，项梁、项羽率八千子弟出江东，其基本队伍服色制度皆依秦制。至东阳（今安徽），陈婴以兵两万归属。当时，东阳少年杀县令，“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史记?项羽本纪》）。如史所载，项梁而后传于项羽为霸王的楚军旄旌节旗和服饰皆为黑色，象棋棋子一方著黑色即源于此。象棋中，另一方棋子著红色，当然来自刘邦的汉军，这在历史上也有明确的记载。

《史记》在《高祖本记》中，首先记述了刘邦集团利用当时人民群众迷信天命的意识形态，发动人民群众跟随刘邦反秦的故事：“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折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器？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靠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知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这一段文字，形象地记录了刘邦被命为“赤帝子”，衔天命，斩白蛇的传说。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乃立季（刘邦）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最初举兵起义，便是这般情况。从此到发展壮大成为汉王，刘邦的人马尽尊尚红色，以赤帜红旌为其标志。棋盘上，隔“河界”对垒的“红”方，当然来自汉军的人文遗留。

顺便提到一点，在象棋的开局中有一句民间流传了许多代的俗语：“红先黑后，输了不臭。”也是有文化背景的。它，同样来源于楚汉之战。公元前205年，汉兵率先代楚，拉开了“中原逐鹿”的序幕，造成了广武山红、黑两军的对垒；当楚、汉相约“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又是汉兵率先进攻，最终歼楚军于垓下，完满地为历史落下了极其壮烈又极为重要的一幕。故，反映到棋局中就形成了“红先黑后”的俗语。?象棋运动的内涵“斗智”

象棋棋子的名目，许多来自楚、汉两军，深受当时政治军事体制的影响，古人早已发现这一颇具深意的现象。宋人程颢（1032—1085）在《咏象棋》一诗说：“偏裨兼备汉官名”，说的极为中肯贴切。（但是，也有一些名目是由前代继承和后代发展中来的。例如：“车”便受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而制定；“炮”呢？则受后世战争器械改进、发展的影响。棋子名目以及棋盘定制和著法的文化内涵十分广泛，其来源更是错综复杂、深邃丰富，将另作专题探讨。）象棋文化策源于“中原逐鹿”，象棋之所以作为一个运动项目，它的特征与内涵无论何时都不能忽略，必须深入地予以阐明。前面我们引用了明代诗人曾启的诗句“坐运神机决死生”，形象的概括了两点：一是“坐运”，二是以“神机决死生。”象棋这种运动的特性和内涵的核心，用一句精辟传神的话来说，即“斗智不斗力”。而“斗智不斗力”也源于楚、汉在广武山上的对垒。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项羽本纪》）。两军阵前，汉王刘邦不仅鲜明地提出“斗智不斗力”的制胜方针和策略，而且身体力行地贯彻，演绎出许多极其生动的范例。他用陈平的反间计，离间范增和项羽的关系，使项羽夺范增之权，自折股肱；用张良的笼络计，当韩信攻取了山东一带请求封为“假齐王”时，立即下诏封韩信为“齐王”（刘邦下诏书的地方，因此而得名“诏峪”。诏峪离汉王城二十余里），巩固已方的团结。当项羽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放到砍肉的高案子上，威胁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若不马上投降，我煮你的父亲）。”刘邦冷静地回答说：“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已本纪》）。此，即大诗人李白措写的情形：“分我一杯羹，太公乃汝翁。”刘邦一方面发布项羽的十大罪状，涣散楚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当他被顶羽射中胸膛，摇摇欲倒之时，怕影响士气，便趁势府身摸着脚，骂着说：“虏中吾指。”他伤痛难忍，还强行巡视军营，慰问士兵，使敌人无隙可乘（见《史记?高祖本纪》）。这些“斗智不斗力”的典型范例，这些指导象棋艺术发展的精神内涵，募不发生在汉霸二王城的所在地广武山。另外，与刘邦相比，刚愎自用、急燥鲁莽、暴虐蛮横的项羽也只能像后人在一首诗所写的那样“智穷欲烹太公肉，勇绝偏染乌江沙”了。

千百年来，“楚河汉界”凌然于棋盘；黑红两军严阵而对垒；“斗智不斗力”既是象棋运动的特性，又是象棋运动的精髓，更是象棋艺术发展的原动力。人民大众的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创造了象棋，象棋在发展中丰富、美化了人民的精神生活。1999年4月，广武山区的山民捐献出了珍贵的收藏文物——宋代铜质象棋（棋子的大小若制钱而稍厚，棋子正面阳文楷书，棋子背后有对应图像，三十二子一子不缺。妙在红黑双方的铜质不一样，分红铜与青铜，红黑两方皆是将士象车马卒，无帅、无兵、无相）为象棋文化又增添了一段佳话。作为象棋文化的策源地，荥阳和她的广武山正以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鼎然而立的地位和独特风貌，激励着象棋运动更加发扬广大、灿烂夺目。

比较象棋和国际象棋的棋盘，很多人都知道象棋的棋盘上多了一条“河界”，也就是说多了一条线。即国际象棋棋盘上的中心线划到一方作为“河岸”；而增加的一条线，作为另一方的“河岸”。可是，人们不一定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条“河”的问题，更不是简简单单的多了一条线的问题，它的内里积淀着深邃的意识形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河”把棋盘分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它各自的意蕴。两部分相隔对峙而又相关连，更增加了多层次的文化意境。千多年以前，象棋在孕育和发展的实践中，人们以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才能象征性地创造出了象棋棋盘横竖线组合的格局。据传，唐代的象戏样式和国际象棋惊人的相似，唐代象戏以它固有的文化影响力，向周边传播，特别是通过西域传播到中亚和阿拉伯地区，交流国际之间，而在本土，由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战乱不息，五代时期更加兵荒马乱，人民迫切渴望统一，象棋也在社会的演变和人民群众的意念中，步步发展演变成型，现今的制艺。另传，象棋原先的棋盘并不是这样（或者说，曾有过不是这样的棋盘），它的纵线是十一条，布棋时将两炮分别放在两车的外侧。可是，这种棋盘在实践中很快就被淘汰了。因为在文化观念上它违背了“王”（棋中的将、帅，实际是王）与八佾的传统意识，更因为它（这种棋盘）表达不出象棋布阵的内涵，表达不出河界两边相峙相争的实质，违背了历史观念的体现。象棋能形成今天的模样，实乃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成因。古人在赞美象棋的时候，精辟地指出了棋盘之独特：“象棋之戏，其名著于《楚辞》，古之通儒多有撰述，传迹古矣！厥类止七（棋子有七个名目），厥棋止三十有二，厥路每前纵者九，横者五。”（清?焦循《象棋赋》）“每半纵者九、横者五”，即指明；‘河界’这边的线条是竖九横五，河界那边也是竖九横五。为什么不是竖八、竖七、竖十，偏偏是竖九呢？这横竖的多少里面，大有讲究。

依我们古朴的传统文化意念，竖指的是高，九乃数（单位数）之极，九竖表示最高，九天、九霄、重霄九等，都有高到极点的含意；横指的是宽、是方位，五横表示四方和中央（东、西、南、北、中）含有把所有的方位都包括进去的意思，即至宽至大至广。竖九横五组合成了“九五”，它至高至大至广，就代表了天下，也就是说它代表了皇位。古代小说和俗话里常说的“位登九五”、“九五之尊”，即表示登上了皇帝位，做了天子。另外，从《易经》的解释来看，九是阳爻、阳之极，至阳至高和至尊紧密关联；五是第五爻。《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这都是以“九五”表示帝位，坐天下。河界两边两个“九五”，体现“九五”对峙，“九五”之争。两边摆上了棋子之后，形成的黑红相峙、相争，正好反映和艺术地再现了楚汉在广武山鸿沟争夺天下的历史面貌。再加上他们在这儿曾经约定“中分天下，鸿沟为界”，“楚河汉界”不仅存留在历史上、地貌上，也标在棋盘上。活生生地“九五”之争的象棋文化的底蕴，也就显示的明明白白。

放眼象棋的棋盘，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是从大面上看，九纵五横的线条分别格致为对等的双方，中隔“楚河汉界”而对峙。另一处重点突出而显眼，两端底线的中心会同有关线段，组成了一个田字形。这两处组合，都离不开“九”。前者，九纵五横明喻“九五”；后者，作为“九五”的呼应和补充，以九个交汇点暗含“九垓之田”，也就是俗称的“九宫”。河界两边，既然是“九五”之争，“天子居九垓之田”（在象棋里，以将军作代表），自是相争的中心，所以就格外让人关注。

“九宫”原指音乐曲牌，概括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等九种宫调。由于帝王居住楼身的地方称为“宫”，故棋盘上“帝王（将帅）”活动的地方也借之而称为“宫”，又因此宫实为“九垓之田”，且又只有九个可供活动的部位（九个交点），故俗称为“九宫”。

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九五”之争、“九宫”，都熠熠夺目地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可要进一步理解感悟象棋棋盘深层次的文化精髓，不能不涉及诸棋子在开局前摆放的位置，也就是说不能不探讨“布子”的文化意蕴。“卒”的棋子数和在棋盘上直面强敌的处境，充分体现了成边和守关的历史功绩和战略地位。它的著法（行一步而不能后退），也透露出卒子生命的艰辛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往直前的壮烈精神。“将（王）”呢？独此一枚，却又最为尊贵。虽然，表明了它所产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观念“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同时，也应该看到事物的辨证性，这种观念还产生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意识，及促进整体协调发展的有利于社会进程的影响。所以说，象棋设一枚“将”并以它为中心，普及了国家统一的精神观念。士、相、马、车各两枚，对称地排列在将的两边，引人关注的是另一枚棋子“炮”（同样有两枚，同样讲究对称），并不和它们并排连在一起，而是在“九宫”的外角上立垒，移可攻、连可守，成待机拒敌之状。这不能不说是特意的布置，前八枚棋子在“将”的两翼左右相拥，恰恰形成了八佾和八骏的基本态势，程颢以诗颂之曰：“中军八面将军重”，即此。同时，以“将”为中心，在底部组列成“九”的格局。不但和戌边守关的卒五遥遥相连，举步相通，更与距“将”五步之遥，昂立守卫的“炮”紧紧相依。在此特定的文化思维范畴之内，真可谓把“九五”的意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处处深化“国家”和全局观念，巧妙地把浑厚深邃的传统文化赋予游乐益智的体育运动，怎能不令人去节赞叹而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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